乡村旅游“贵州模式”推动我省农村民主化进程

　　11月12日在凯里召开的贵州省乡村旅游现场会上，贵州省旅游局副局长李三旗透露，省乡村旅游不仅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而且在长期的发展实践中探索出以“社区参与、民主管理”为核心的多种经营管理机制，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有力推动了农村民主化进程，被世界旅游组织誉为乡村旅游“贵州模式”，并在全世界范围内积极推广。

　　事实上，早在2006年国家旅游局、世界旅游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在贵阳举办的“乡村旅游国际论坛”上，“贵州模式”的两个典型代表——“巴拉河模式”和“天龙模式”已经成为最吸引眼球的两大亮点。

　　巴拉河模式：人人参与家家受益

　　“巴拉河模式”可概括为“社区农民组织＋农户”。在贵州乡村旅游的发源地——雷山县郎德上寨，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发展乡村旅游以来，最主要的旅游项目——苗族歌舞表演由村寨集体举办，所有村民均可参与旅游接待并按贡献大小计工分进行分配。村旅游管理小组由全体村民选举产生，负责旅游接待的组织管理。管理和分配制度也是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经过村民反复讨论逐步制定和完善的。村民潘胜莲说：“旅游怎么搞，大家都可以提意见，他们(管理小组)都听的。”

　　“旅游管理小组＋农户”的模式使“资源共有、家家有责”的意识深入人心，有效保护了被确定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村寨建筑。尽管富裕起来的村民不少，但是没有一家将自己的木房改建为砖房。同时村寨的道路、鼓场等公共设施得到较好的管理和维护。

　　尽管郎德工分制运行至今，受到形式单一、效率低下的批评，但“人人有权参与，户户能够受益”的观念在巴拉河沿线陆续崛起的南花、季刀等乡村旅游村寨中得到认同和体现。

　　在距离郎德仅几公里的凯里市三棵树镇季刀上寨，村民自发组建的老年协会承担了乡村旅游的组织和管理事务。按“人人有责，各尽其才”的原则，协会下设情歌组、刺绣组、古歌组、绿化组、治安卫生组等功能小组，动员全体村民参与村寨建设管理、旅游接待和文化传承。

　　“协会＋农户”模式的成功运作，为村民深入参与村寨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广阔平台，功能小组的设置更是极大调动了村民献智出力的积极性。之前较长一段时期，由于处于乡村旅游起步阶段，季刀集体表演收入一直没有分配，而是积累下来用于村寨建设和文化传承，但村民们没有怨言，仍然各司其职，并且利用农闲互相教习歌舞、纺织等传统文化和技能。协会秘书长潘年春还组织村里的“知识分子”，将季刀世代传承的古歌歌词收集整理，印刷成册。

　　短短几年，季刀乡村旅游获得长足发展。络绎不绝的中外游客慕名而来，不仅陶醉于优美的山水、浓郁的苗族文化风情，也惊叹于整洁的村容寨貌、周到有序的接待、和谐团结的氛围。

　　天龙模式：拓展农民自主发展空间

　　与东部的“巴拉河模式”遥相呼应，在西部，天龙屯堡在乡村旅游发展中也走出一条值得称道的路子。

　　2001年，凭借600年历史的屯堡建筑和独特的屯堡文化，天龙屯堡乡村旅游起步。三个土生土长、创业有成的屯堡精英共同出资100万元组建旅游公司，从当地政府手中获得50年经营权。之后，村民组建农民旅游协会参与决策。“政府＋公司＋农民协会＋农户”的天龙模式初具雏形，开创我省利用市场机制集合各方力量开发乡村旅游的先河。2006年，天龙模式进一步拓展，与旅行社和媒体捆绑为更大的利益共同体。

　　天龙模式中，各方角色清晰。政府做好旅游开发和环境保护规划，公司总揽投资管理、营销推广等市场运作，协会负责组织协调村民参与旅游接待以及维护治安卫生，村民则主要参加旅游接待、制作销售旅游产品和自主经营餐饮、运输、农副产品。农民意愿通过旅游协会表达。

　　收益分配方面，参与旅游接待的村民领取工资，自主经营项目自负盈亏。公司统一收取的门票收入除支付各种成本外，按一定比例投入农民旅游协会基金，支持协会可持续运作。

　　由公司主导市场运作，由农民旅游协会组织协调农户参与、从中受益，既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也使得天龙屯堡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迅速脱颖而出。7年来，共接待旅游者300多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2亿多元，村民户均年收入超过10万元。

　　天龙模式中，尽管直接参与旅游接待的人数只有一半，但是不断做大的乡村旅游“蛋糕”为全体村民拓展了多样性的自主发展空间。除了不断壮大的旅游协会，种植协会、养殖协会等农民合作组织应运而生。旅游开发后，天龙屯堡年宰杀生猪6000多头，是旅游开发前的6倍。

　　贵州模式：乡村民主的多样性实践

　　资料显示，我省乡村旅游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步，20多年来成就卓著。到2007年，全省有1000多个开展乡村旅游的村寨，全年共接待游客2000多万人次，占全省游客接待总量的36.21%。旅游收入达81.43亿元。

　　乡村旅游的蓬勃发展，不仅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成为消除农村贫困的有效途径，也有力推动了农村民主化进程。

　　乡村旅游必须以整个村寨的环境、文化和生活氛围为资源依托，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离不开村庄主人们的认同和参与，这种独特性为乡村民主的实现提供了载体。无论是巴拉河模式还是天龙模式，还是“政府＋公司＋农户”的黎平肇兴模式，都源于一个基本共识：农民是村庄的主人，有权在乡村旅游发展中参与决策并分享发展成果。

　　在此原则下，我省不同地区和民族村寨发展出多样化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也是乡村民主形态各异的实现方式。郎德旅游管理小组、季刀老年协会、天龙农民旅游协会等，都是农民充分表达意愿、实现自我管理服务的自发组织。这些组织的发展壮大和功能拓展则表明，农民的民主意识在提升，民主管理和监督的能力在增强。

　　政府的积极引导为“贵州模式”的探索形成提供了良好环境。省旅游局有关负责人说，近年来，政府主导的乡村旅游投入项目都将“社区参与、民主管理”作为申请原则，将“有农民自主管理组织”作为必要条件，并有意识地对这些农民组织进行培训，旨在通过政策导向鼓励农民在乡村旅游中扩大发展自主权，提升自主管理服务能力。

　　“乡村旅游干什么，怎么干，必须通过村民的讨论，符合村民的意愿。”这位负责人说。